至于司法上的求新与突破，在重大恶性案件中能不能找到法律上充足的依据和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恐怕会是一个相当艰难的问题。
这些规定的直接后果，可以使这些私人财产不至于因为婚姻关系破裂而导致法律上显失公平的后果。其实，美国各州的法律在判定夫妻个人财产方面并不荒唐和离奇。
在这个纷纷扰扰、变化无常的世界上，婚姻法能做的，往往只是仓促迎战，定纷止争。比如，将夫妻一方在婚前取得的财产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因赠与、继承取得的财产（比如从一方父母处获得赠与或继承的动产或不动产）视为私人财产。更不幸的是，有些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了，但由于负担不起离婚的代价，不和睦的夫妇只好勉强地捆绑在一起。我认识的那位会计师朋友，在离婚后就自然依法取得了他婚后父母赠与他个人名下的房屋。当然，这种补偿的缺位对于收入颇丰的职业女性可能影响不大，但对于一心一意照顾家庭的主妇们却依然显失公平。
在这方面，大多数美国人已经觉得天经地义、习以为常。古今中外，试图用婚姻法来巩固和保持婚姻温情的努力，从来没有被人们放弃过，只是至今并没有多少成功的记录。按照我们的生活习惯，这种节日吃请，在湖州、浙江、乃至全国都非常普遍，不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恐怕也难以一时遏制，其根源在于政府机关不民主，官员权力太大，平时搞好关系，在平时办事时，可以方便一点，其往往缺乏一事一请，或者有明确的目的性，席间席后，也不会直接提出请托，因为数额太小，即便是权钱交易，也不会这么便宜。
【教育报社发业务费18000元】教育报社的劳务费是明文规定发给归站长的，而所有的站长都是当地的教育局局长兼的，如果这个算受贿，浙江省所有的教育局长都可以抓了。这推翻了检方指控用这10万元来支付购房款的说法。时间非常模糊，可信度不高。这样非法拘禁一个公民是一种犯罪行为。
不能因为纪委的特殊身份而免责。如果纪委违反党章，那么纪委的活动就根本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吴兴检察院一开始就参与审讯，但是，不论是纪委、检察院都一直未出具手续。她否认的几笔是：立方实业，蓝天海公司等其余指控的购物卡。第三，《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的最后一段明确阐明，党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纪委可以混同于检察院，那么什么叫司法机关独立负责地工作。
以上这所有的业务经费，既有文件，又有账目，何来受贿？而且，这在教育系统是公开的，甚至是有账目的。现在证人沈学良、陆荣明就在看守所，在检方控制之下，完全有能力和条件出庭，检方不让他们出庭，本身就说明了检方的心虚。试问，你们你家没有母亲，姐妹，女儿，你们能这样对待她们吗？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上虽然没写上人道主义，但是，难道可以不讲人道主义吗？党章第38条明确规定，党内严格禁止用违反党章和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对检察院类似规定，多如牛毛，请问，你们有什么权力这么做？据褚明剑说，白鹭迎宾馆，即纪委的办案地点有录像，辩护人已经提请法院调取录像，只要拿录像一查，就可以证明，如此长时间的非法取证，是否存在。陆荣明把行贿地点说是在褚的办公室，这完全不一样。
何来起诉书指控的沈学良经手贿送的房子装修工程款及瓷砖、地板、卫浴等装修费用，供价值8万余元？而且，陆荣明的笔录中居然说，沈学良拿出3张五万多元的发票，这是赤裸裸的伪证，总共价值1万多的装修，哪里来的5万多发票？装修公司经手人邓儿阳作证证明所有的装修款都是褚明剑付的，最后增加的1000元额外装修款，褚明剑不同意支付，和装修公司人吵架。如果不纠正，湖州党员干部岂不人人自危？检察院虽然一再否认其在纪委、检察院实施了刑讯逼供，但是，就是回避、拒不提供最直接的证据，监控录像。
现在，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褚明剑拿了18000元。而沈学良居然说他12月12日之后拿了这个钱中的8万元陆续用在装修上，此时装修已经结束，除非时光能倒流，否则，田安裕、沈学良明显是作伪证。
这种10天不让一个年过52岁的妇女睡觉的做法，简直是令人发指。《中国共产党党章》还规定了当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以下是对被告人供述、辩解、以及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分析：参照两高三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18条，（根据最高法院规定，其他案件可以参照）褚明剑的供述存在以下问题：1，褚明剑的前后供述矛盾极大，即便褚明剑的供述和辩解没有按照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解释进行排除，在刚离开纪委时，是有罪供述，离开纪委的控制，到了看守所不久，就开始推翻原来的有罪供述，一直到今天开庭，没有改变过。规定，并没有排除通过纪委和检察院联合办案，抑或纪委刑讯逼供在前播种在前，检察院取得非法口供收割在后的做法但是，尽管保护伞与黑社会存在事实上的共生性和概率上的并发性，它们在规范意义上却性质不同，具有可分离性。主政领导的打黑决心和外来公安局长的铁腕执行是重庆打黑行动中最显著的主导因素，那么，青岛聂磊集团覆亡的原因何在呢？据媒体披露的信息，聂磊不但长期经营黄、赌、毒等违法行业，而且还颇为高调地使用暴力手段打击这些行业的竞争对手并争夺客户。
与此相关的一个因素就是，强势且不民主的政府对言论、结社等宪法权利的随意剥夺导致市民社会萎缩。而在青岛事件中，聂磊享有公安系统地下组织部长的美誉，以其黑老大身份在红、黑博弈中掌握着主动。
进入专题： 黑社会 打黑 。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并非因为权力-利益交换的基本关系模式在两处不同，而是青岛缺乏一个文强式的红道强人，恰恰又有聂磊这样的黑道狠角色，因此便出现了黑盛红衰的局面。
打黑的主力军——警察队伍——沦为打黑的主要对象之一并且伤亡惨重，这的确耐人寻味。但这种运动式执法策略的弊端在于它受制于一时一地一人的偶然选择，而无法转化为体现民主与法治原则的长期制度安排。
这个酒店与聂磊集团以前打砸、破坏过的其他酒店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只是因为它恰好在那段时间是李宁杯国际跳水系列赛（青岛站）参赛运动员的下榻酒店。在一个缺乏中间色调（市民社会）的国家，红与黑之间的相互转化变得十分简单且不易察觉。对这些原因的揭示和反思有助于我们寻求更长效的、法治化的除黑之路。选择性执法、报复式执法、运动式执法等导致类似案件、不同处理的反法治实践还十分普遍。
那么，重庆所采用的人民战争模式是否有助于纠正上述偏差呢？发动群众来揭发黑社会暴行和官员腐败行为的确有助于在短期内达到专项治理的效果。实际上，聂磊案形象而直观地揭示了运动式执法的逻辑。
为此，全国人大于2002年颁布了对刑法第294条第一款的立法解释，纠正了上述司法解释的偏差。从这个事例中，我们一方面看出中国政府对运动会是多么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发现运动式执法是多么地不靠谱——它取决于太多的偶然因素。
两起事件中保护伞的主轴不同：在重庆事件中，文强是整个保护伞的核心，以其官方身份经营和维系着重庆黑社会帮派之间及其与政府之间的微妙平衡。就黑社会而言，一开始是花钱买保护，后来则是持把柄而要保护。
进而言之，聂磊集团之所以能够长期高调从事违法活动而能逍遥法外，又是因为他买通了青岛政法系统的若干实权人物。在这个过程中，聂磊通过将红染黑而成功地消弭了黑白界限，从而得以影响公安系统的人事任免。无论是重庆还是青岛的黑社会，都是在长期存在并作恶多端后才由于一些人治社会常见的偶然原因而覆灭的。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本身似乎并未构成其落网的主要原因。
更有甚者，如果将人民战争模式延伸到司法过程当中，以瞬息万变、难以捉摸的人民意志来取代正当程序和法律规则，则其弊远甚于其利。为此，2000年12月5日出台的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作为认定此类犯罪的要件之一。
这一情况本身就说明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国策在中国许多地方并未得到落实。2010年1月22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贯彻了立法解释所确立的原则，将组织、经济、行为、危害性四方面的特征作为黑社会犯罪的必要特征，保护伞只是作为某些黑社会犯罪才具有的选择性特征。
从重庆打黑案和青岛聂磊案中，我们看到了某些传统办案方式的短期有效性，比如强化垂直领导、调集外地人员集中办案、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等等，但从长远计，政府一方面应思考如何将这些策略中的有效成分制度化，另一方面也应从民主、法治建设的大局着眼，从源头上杜绝红、黑转化的可能性。长期存在且势力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必有其保护伞，这是为中国打黑实践所不断证明的规律。